為什么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明顯制度優勢

為什么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明顯制度優勢

改革開放40年,我們黨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管長遠、管根本的。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就是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建立一套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即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我國40年的發展實踐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有效的、管用的,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進制度。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能夠最大程度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使廣大人民群眾充分享受到發展成果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其中生產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上層建筑要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要求;同時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又具有反作用,適應時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不適應時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在現實生活中,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集中體現為制度體系。這也意味著,社會制度優劣的評價標準根本上在于是否能夠最大程度地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及是否能夠妥善處理各種社會矛盾,從而使最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之所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明顯制度優勢,就是因為這套制度體系能夠最大程度地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廣大人民群眾充分享受到改革發展成果。

從生產力角度來看,一系列指標都充分表明,在過去的40年里我國社會生產力實現了大幅度提升,在許多方面優于同期世界發展水平。

首先是經濟發展速度較快。1979—2017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速9.5%,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2.9%左右的年均增速,也高于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同期平均水平。1978年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11位,自2010年后穩居世界第2位。201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更是達到900309億元人民幣,首次通過90萬億元門檻,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5%左右,比1978年提高13個百分點左右。特別是近年來,世界經濟長期低迷,我國仍保持中高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成為全球經濟復蘇和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發動機和穩定器。2017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到31399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一。

其次,我國的供給能力實現了大幅度提升。2017年,我國糧食總產量繼續穩定在1.2萬億斤以上,比1978年翻一番;鋼材產量10.5億噸,增長46.5倍;能源生產總量35.9億噸標準煤,增長4.7倍,年均增長4.6%。谷物、肉類、花生、茶葉、粗鋼、煤、水泥等產量穩居世界第一位。

再次,基礎設施不斷完善。2017年末,我國鐵路營業里程達到12.7萬公里,比1978年末增長1.5倍,其中高速鐵路達到2.5萬公里,占世界高鐵總量60%以上;公路里程477萬公里,比1978年末增長4.4倍,其中高速公路達到13.6萬公里。

與此同時,我國的科研實力大幅增強,重大科技成果不斷涌現。根據美國康奈爾大學、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最新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顯示,我國的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從2012年的第34位躍升至2018年的第17位,躋身世界上最具創新性的前20個經濟體之列,我國的科技發展水平也從以跟蹤為主逐步提升到跟蹤和并跑、領跑并存的新階段。從能夠較好地衡量科技實力的專利申請數來看,同樣可以證明我國的科技實力正處于大幅度上升階段。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所公布的2017年各國申請注冊國際專利的數據,從2003年開始,中國的國際專利申請數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長,2017年更是達到48882件,同比增長13%,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僅次于美國。我國在載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科技、深海探測、超級計算、衛星導航、高溫超導、納米材料、古生物考古、生命科學、超級雜交水稻、高性能計算機等戰略高技術領域,都取得了大量原創性成果。

從共享發展成果方面來看,無論是人均收入還是社會事業的發展也都非常迅猛。

2017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1978年實際增長22.8倍,年均實際增長8.5%。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GNI)由1978年的200美元提高到2017年的8690美元,超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實際增長18.0倍,年均增長7.8%;全國恩格爾系數為29.3%,比1978年下降34.6個百分點;城鎮居民、農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分別為36.9平方米和46.7平方米,比1978年分別增加30.2平方米和38.6平方米。我國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17年的9.6年,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0.5年。居民預期壽命由1981年的67.8歲提高到2017年的76.7歲。我國建成了包括養老、醫療、低保、住房在內的世界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超過9億人,醫療保險覆蓋超過13億人。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我國在反貧困問題上譜寫了輝煌篇章。按照農民年人均純收入2300元扶貧標準,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7.7億減少到2017年的3000多萬,減少了7億多。按照2011年購買力平均每天1.9美元的貧困標準,1981—2012年全球貧困人口減少了11億,同期中國貧困人口減少了7.9億,占全球減少貧困人口的71.82%。

改革開放至今的40年時間里,我國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和諧的良好局面,這與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出現的各種亂局形成了鮮明對比,根本原因就在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建立了能夠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長期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因與西方國家的制度模式存在差異,而屢屢遭到一些戴著有色眼鏡的人的非議、攻擊。在他們來看,中國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因為中國的制度并非所謂的西式自由民主制度,這也是“中國崩潰論”不絕如縷的原因。早在1990年,《經濟學人》就在《中國的經濟將陷入停滯》的報道中唱衰我國經濟;1993年,一位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學家曾經撰文認為當時中國的改革正在陷入困境,因為沒有實行徹底的自由化路線,而后的“中國崩潰論”都深受這種觀點影響;近年來,美國一位著名經濟學者用所謂的“攫取型政治制度”來形容我國的制度,在他看來,只有像西方民主制度的那種“包容型政治制度”才能實現國家的持續發展,因而中國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當然,事實無情地證明了這些觀點是多么的離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和諧的良好局面,這與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出現的各種亂局形成了鮮明對比。我國經濟不僅沒有崩潰,相反卻一舉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水平勃勃上升、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強,2018年11月18日,《紐約時報》刊發名為《一個沒能失敗的國家》的文章,稱“西方曾斷定中國道路注定會失敗,并且一直在等待它的發生,直到現在還在等”。此文可謂道盡了那些一次次判定中國經濟即將崩潰、但又一次次以失望而告終的懷有偏見的人心中的苦楚。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有效的、管用的,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進制度

無數歷史經驗教訓表明:世界上并沒有定于一尊的制度。社會制度是用來調整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利益關系和矛盾沖突的,而不同國家和地區由于歷史傳承、文化傳統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情況不同,其中存在的利益關系和矛盾沖突顯然是不相同的。當然,這并不意味不可以借鑒其他國家有效的制度,但是不顧本國實際,認為照搬照抄其他環境下演化而成的制度就能妥善協調本國存在的各類矛盾,必然是要失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所以具有明顯的制度優勢,就在于這一制度是立足中國社會實際,在中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逐漸完善、內生性演化而形成;是在吸取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在應對國內外紛繁復雜挑戰的艱辛探索中得來的,而不是按照教科書上的金科玉律來的。

一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現代政治是政黨政治,政府是屬于特定政黨領導下的政府,執政黨的價值理念、執政方式及領導人的能力從根本上決定了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質量。近年來,一些國家和地區出現的各種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國家的執政黨往往囿于本政黨所代表的特定利益集團的利益,既難以提出和實施有利于社會大眾利益以及國家發展長遠利益的政策措施,也無法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結果出現社會共識喪失、治理失效。

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并不是如資產階級政黨那樣代表特定利益集團的政黨,而是要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并帶領中國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實現全面發展。中國共產黨實行民主集中制這樣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是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制定和執行的科學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夠有效保證我國所實施的各項大政方針方向的正確性。在具體的制度安排中,中國共產黨起著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黨把握方向、謀劃全局、提出戰略、制定政策。這能夠確保我國政治環境和社會的穩定,有利于各項制度在總體上實現相互協調、有效運轉、發揮效能。

近代以來我國的歷史以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教訓告訴我們,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我國必將失去安定團結的政治環境,將成為一盤散沙,什么事也干不成。“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不是一句抽象的口號,而是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中得來的。就拿經濟發展來說,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固然是重要的一方面,但是市場機制積極功能的有效發揮是有條件的,包括穩定的政治環境、完善的法律制度、有效的外部規范和監管力量、基礎設施,等等,這就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很多國家無法做到這一點,就是因為其執政黨囿于各種條件而無法做到“有為”。

二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建立了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長期的高速增長,即使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階段,增速也依然位于世界前列,其中的關鍵就在于建立了有利于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在人們的傳統思想認識中,曾經長期把社會制度與資源配置方式劃等號,即把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這種認識的誤區在于,沒有認識到資源配置方式是從屬于社會制度的,社會基本制度的特征規定了社會配置資源的范圍、方式和目的,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本質區別。經濟發展史的實踐還表明,市場經濟相對于計劃經濟是一種更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但也存在不少缺陷,如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言,以追求剩余價值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僅不能克服這些缺陷,而且進一步激化了這些問題,導致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日益突出的生態環境危機、不斷加劇的貧富差距等問題的出現。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一方面是通過市場機制而不是計劃機制來最大程度地實現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活力;另一方面則是要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實現社會主義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生產目的。

在我國的具體實踐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處理好了兩個核心問題:一是在所有制層面,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既強調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遏制非公有資本發展所造成的負面效應;又強調要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的市場活力,使得我國形成了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所有制格局,既發揮了國有資本在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開拓國際市場、維護國家安全、增強我國綜合實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也發揮了非公有制經濟在激發市場活力、增加財政收入、促進社會就業、滿足多樣化的社會需求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二是在政府與市場關系上,既強調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強調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而實現“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有機統一。我國能夠成功實現經濟體制轉軌以及有效應對國內外各種經濟金融危機和風險,與正確處理好了政府與市場關系有很大關系。

三是建立了適合我國國情和實際的民主政治制度,切實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上層建筑也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某些時候上層建筑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甚至起到決定性作用。對一個國家的發展來說,能否選擇正確的政治發展道路是一個關系全局、關系根本的重大問題。環顧古今中外歷史,因政治發展出現錯誤而導致社會動蕩、國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民主政治是當今世界各國政治發展的共同追求。但是判斷政治制度是否民主,關鍵在于是否能夠解決人們政治生活中的實際問題、真正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而不是出現人民形式上有權、實際上無權的情況。這就需要從國情和實際出發、從歷史文化傳統和長期積累的政治發展經驗出發來謀劃和發展一國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囫圇吞棗、照搬照抄某些金科玉律。

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實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這是一套扎根中國土壤、結合了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我國歷史文化傳統而形成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這樣一套制度安排,有效地調節了國家政治關系、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保證了人民廣泛參與政治生活、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權利與自由,也保證了我們國家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能夠較好地達成共識,從而形成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樣一套制度安排,有效防止了一些國家和地區時常出現的選舉時漫天許諾、選舉后無人問津那種人民形式上有權、實際無權的局面,也克服了因各種黨派和利益集團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相互競爭而導致重大問題議而不決、黨爭紛沓、相互傾軋、排除異己的現象,還防止了不少國家出現的民族隔閡加深、民族沖突不斷甚至國家分裂的局面。

四是具備強大的戰略規劃能力。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但是社會意識對于社會存在也具有反作用。人不應該消極被動地適應自然和社會的發展,而應該在認識客觀規律的基礎上通過主動實踐改造客觀世界。戰略規劃正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體現,是人在客觀規律基礎上主動改造世界的體現。同時,抓住重點帶動面上工作,推動事物發展不斷從不平衡到平衡,是唯物辯證法的要求,也是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進程中一貫倡導和堅持的重要方法論。對經濟社會發展進行戰略規劃,就是要在科學分析判斷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找出重點,然后引導資源配置到重點領域,從而推動資源利用更加有效、經濟社會發展又好又快。

對經濟社會某些方面進行一定程度的規劃,是世界主要國家都高度重視的一項工作。典型的就是產業政策。例如,日本在二戰后到20世紀80年代期間制定了科學合理的產業政策、明確了經濟發展的主攻方向,實現了經濟騰飛。日前,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正式啟動美國人工智能計劃。在推動人工智能發展方面,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曾發布《為人工智能的未來做好準備》和《國家人工智能研究與發展戰略規劃》兩份重要文件,為美國人工智能的發展制定了宏偉計劃和發展藍圖;英國政府也曾發布兩份與人工智能相關的戰略文件——《人工智能對未來決策的機會和影響》以及《機器人技術和人工智能》。

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戰略規劃更加全面系統深入,涵蓋國家發展的短期、中期和長期發展目標。這從根本上是因為,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使得國家有能力根據國民經濟發展要求配置社會資源,從而克服資本主義條件下完全由市場配置資源所導致的盲目性和自發性問題。例如,對于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我們提出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并針對不同時期的目標又具體提出了奮斗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即將實現之際,黨的十九大對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又進行了戰略謀劃,提出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兩步走”發展戰略,這些戰略目標構成了完整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路徑;又如,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編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五年規劃,提出一些具有標志性的重大戰略、重大工程、重大舉措,對國家重大建設項目、生產力布局和國民經濟重要比例關系等作出規劃;再如,實施區域發展戰略,通過各種優惠政策和激勵措施引導社會資源流向特定區域和地區,實現區域之間發展的平衡性和協調性,如西部大開發戰略、東北振興、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等發展戰略;還有,實施精準的產業政策,選取對于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具有帶動示范效應的技術和產業,集中優勢資源和力量集中突破,提升國家的整體創新能力和價值鏈上的位置。這些戰略規劃的導向性作用,使得我國的發展有目標、有方向、有步驟,使得社會的資源流向能夠帶動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從而提升資源配置的宏觀效率。

五是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歷史經驗表明,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穩定來說,是否能夠集中力量辦成對于全局發展有著關鍵作用的大事、是否能夠集中力量應對突如其來的重大風險挑戰是至關重要的。就拿我國的各類規劃來說,許多規劃中的項目就需要集中資源才能攻克,如果沒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那么再好的規劃、再好的藍圖也會因得不到有效執行而難以真正落地。

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巨大優勢就是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在新中國70年、改革開放40年來的實踐中反復得到印證。這一優勢,使得我們具備超強整合能力、強大動員能力和高效執行能力,能夠迅速動員起各方面資源,同心協力執行、全力以赴完成,形成力量優勢,集中力量攻克關系全局發展的短板和困難,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改革開放以來,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基礎設施建設、重大技術創新、應對自然災害和各種突發風險等方面,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都得到了生動體現。例如,2008年的汶川地震,我們不僅在地震發生后不久就以最快的速度調動軍隊和相關人員進入震區救災,集結大批救災物資送到災區和災民手中;而且在災后,迅速調動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等,在短短三年內基本完成災后重建工作。改革開放40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能夠創造減貧奇跡,也在于很好地發揮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動員全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形成了多方力量、多種舉措有機結合和互為支撐的“三位一體”大扶貧格局。我國的一些重大技術突破,比如高速鐵路的建設、航天技術的不斷突破等,都與這一優勢有著密切關系。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

今天中國的輝煌成就充分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有效的、管用的制度。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制度是十全十美的制度。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運動中不斷發展變化的。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新征程上,我們既要堅定制度自信,同時也要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從而真正發揮和不斷增強我國的制度優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所言:“我們要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和利益固化藩籬,加快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責任編輯:劉宇同校對:劉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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